今年85岁的薛培泽，瘦削、孤单。2007年，日本最高法院以“国家无答责”等为由驳回了“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”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谢罪和赔偿的要求。此后的五六年，他作为原告团成员，一直为诉讼而奔走着。

　　“下一步，我们要把官司打到联合国！”8月27日，薛培泽对记者说。

　　历史定格那一天

　　“1945年8月份的一天，我正在江山读初中。我们班里有份报纸是给大家传阅的，我还记得那天的报纸是《东南日报》号外。标题大大的字：‘日本投降了！’我们高兴得要命，还搞了个特别大的庆祝会。”薛培泽说。

　　“那天晚上，我们用纸扎了好多灯笼，一直走到江滨的河滩。有人说要放花(指放焰火)了。我记得那个毛竹竿搭的架子有那么那么高。 ”薛培泽站起来，用手虚空地一划拉，“那‘花’点起来，升上去，再掉下来，噼里啪啦的，闪得真好看。掉下来的时候，几个大大的字就在天空中浮现出来：‘和平万岁’，闪耀极了！”薛培泽眼中亮闪闪的：“真好看哪！之前江山从没放过烟花。”

　　向日本讨公道

　　“赶走了日本鬼子，我还指望着他们能赔偿、道歉，可是没有！日子虽然很平静，但内心平静不下来：我姐姐有三个孩子曾吃了日军留下的东西。”薛培泽说：“三个小孩子排在一张床板上，身体都躬起来，脸上表情特别痛苦。姐夫后来用床板做了小棺材，把他们三个都放在里面了。唉，太惨了！”

　　“大约1998年，在王选、森正孝等人的努力下，我作为‘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’成员之一，代表江山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到日本打官司。”谈起在日本的见闻，薛培泽又兴奋又疑惑。

　　“我原来对日本人印象很坏的，但有一回，我在台上说着，有个老人冲上来和我握手，他说他就是当年参加侵华的士兵，哭着说要给我谢罪，当场就向我跪下了。还有一回，我说完之后，有位女大学生在台下站起来说，她父亲是一个侵华的士兵，但她原来一点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这么残酷，她激动地说要和她父亲脱离关系。我觉得挺惊讶的。”

　　“那次去日本，我讲了我的经历，因为看起来他们中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在战争里受的苦，不了解日本人当年在中国到底干了什么。我希望让日本人能了解真相。”薛培泽说。

　　官司要打到联合国

　　个人记忆能代替公共记忆吗？薛培泽并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部分日本人认识到了细菌战的危害，可是日本政府在承认细菌战事实的基础上却拒绝“认罪、反省”，这让薛培泽无法忍受。无法忍受的还有日本篡改教科书、“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”等言行。

　　2007年以后，薛培泽一直没放弃诉讼的脚步。他跑遍整个江山实地调查细菌战受害者；他与祝王飞等人制作展板告诉学生细菌战史实；他奔波于上海、杭州、义乌等地；他发动江山3万多人签名声援细菌战诉讼；他正义的声音在美国国际广播电台、江山播视网上传送着……

　　“下一步，我们要把官司打到联合国！”尽管“联合国人权委员会”看上去是那样遥远，但薛培泽说：“这个世界只要多一人知道细菌战的罪行，我们就向胜利又迈进了一步！”记者巫少飞